当主墓室大门打开的挖宝那一刻，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中国只见满地都是考古玉器，玉片、读史玉璧、挖宝玉衣碎片……几乎无处可踏，中国一片空白。考古想起30多年前的读史情景，江苏省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挖宝研究馆员、中国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亲历者葛明宇的考古眼中，仍闪烁着激动的读史光亮。

1994年12月，挖宝作为队伍中最年轻成员的中国22岁的葛明宇参与了这场期待已久的考古发掘。他沿着56米长的考古墓道缓缓深入，在那里手电筒发出光束照亮了一个令人大为震惊的“玉器世界”。

“光金缕玉衣”的玉片大约有4000多片之多，大型玉璧的直径可以达到30厘米以上。可以说，一件器型完整的玉器几乎都能被鉴定为一级文物。“这震撼的一次考古初体验，让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选择。”葛明宇如是说道，“这种强烈的文化冲击力让人震撼，也让我对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狮子山楚王陵是座规模宏大的西汉王陵崖洞墓。这座陵寝因依凭着大山而建，以岩层为地基开凿成坟茔；所见其坟墓内部纵深高达上百米，工程异常浩大精巧、复杂多样，包含有十二间功能迥异的房间。狮山楚王陵中罕见地建造、葬具规格与规制，与西汉诸侯王陵墓之中极为不同。

在陵园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珍贵遗物2000余件套，包含由数千片质地优良的田玉制作的金线缝缀而成的一具用以掩体和护身的金缕玉衣，以及目前所知汉代最精致的玉器。墓葬还保存了大量的西汉楚王国的实用官印，共计有数十万枚“半两”铜币，大量金银器物、铜制兵器和其他各种铜铁制品，这些出土文物为汉代文物考古工作填补了不少空白。同时，该墓中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议和热烈讨论，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王陵制度及其楚国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

“这条路走进来很自然。”

受家中的长辈及传统文脉的影响，葛明宇自幼对历史文物充满着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自己走上考古道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后来，他考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那时除了参加各类课程以外，最为期待的就是每周六周日跟着老师同学们一起去上海的古玩市场淘宝贝。

那时我最喜爱逛古玩市场，那里有卖货的人经常扛着一麻袋的钱币过来摆摊，在里面找寻钱币时可以淘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钱款。其中有一大把大的‘永乐通宝’和‘雍正通宝’等币种的，都是比较昂贵的。

葛明宇非常仰慕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先生，他是文博界公认的“国宝级”鉴定大师。“耿先生以其眼观胎、手摸纹样、口述年代，在无标签无年代记录的碎瓷片中看出文物‘出生证明’的能力令众鉴赏者赞叹。”

因为对历史文物持着深厚的热爱之情，在他的分配决定中，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放弃了留校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而前往徐州参与位于那里的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工作。

我的班主任陈宏京老师希望我留校读研，但我听说江苏徐州的王陵发掘项目就毫不犹豫地来到了考古现场。“作为一个考古人，一生能参与一次古代王陵的考古发掘是极其难得的机遇，这也是我一生的荣幸。”葛明宇表示。

这个决定，也源自他对家乡沛县深厚的情感。葛明宇出生在徐州沛县，而他的馆长王恺亦是沛县人。在担任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期间，他曾经多次表达过想要带一位朋友参观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意愿。最终，葛明宇踏上了与这一历史圣地相伴半生的考古之路，并且，这也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王陵发掘项目。

历时十载的修复工程终于使楚王陵重现人间

位于徐州狮子山顶的西汉楚王陵，在经过10年的曲折探索后，终于在1994年被成功发掘出地面来。这期间，考古队员先后遭遇过许多次希望与绝望。

狮子山上的王陵为什么很难找到？葛明宇解释道：这和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这里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山东丘陵延伸地带，虽然属于黄淮平原，但实际却是一个“冈岭四合”的地方，全市共有400多个小山头。这些山体的原始土壤厚度不到一米，下面是坚硬的岩石。

对于这样复杂的地形而言传统探测技术是不起作用的。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找到其它办法来继续挖掘。葛明宇说道

自1986年起，考古队陆续展开过3次大型的科技考古工作。首次尝试是在1986年的春季，由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地质普查大队提供帮助，他们使用刚从美国进口的微伽重力仪协助寻找；第二次行动发生在1987年，在当年由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宁书年主持下，他召集了十多个省份的30多位经验丰富的科技专家，并动用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重新勘探。最后一次是在1990年春天进行的，中国江苏省地震局派出了八名地质学专家来到了徐州开展科考工作，在那一年中，这些专家们使用先进的探测仪器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实地检测与勘查。葛明宇表示，正是通过这次行动使得中国现代科技考古的发展有了开始的可能。

然而这些在当时的前沿科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一方面当时的技术发展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狮子山上特殊环境的影响整个山头上有四百多户人家家中有的电视和收音机以及铁制农具都会给检测设备造成干扰。“”葛明宇表示

对于考古队来说更为沉重的压力是学术界产生的质疑声。有学者指出，狮子山的汉朝兵马俑可能是由汉代烧制陶俑的窑场所制成，并不是王陵的陪葬坑。而在此之前，除了秦始皇以外其他所有帝王陵墓中均未发现过兵马俑，在徐州也同样找不到兵马俑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王恺异常坚定执着。葛明宇还记得，他曾独自一人徘徊在狮山之上，不时向村子里的人打听一些信息，努力寻找出路；尽管其他队员们因为看不到希望逐渐放弃，在资金捉襟见肘时纷纷离队，王恺仍然没有离开。

转机是在1991年的一次普通的交谈中出现的。一位村民无意间向王恺先生提及，在狮子山南坡有一个农户挖掘了一个“大红薯窖”，容量大约为20-30万斤粮食，这一信息对考古队员来说犹如晴空霹雳！他们听后都震惊了：“山上全是石头哪来那么多土？挖出这么大个的窖洞是为什么？”

考古学家立刻在马铃薯窖四周铺设探坑。很快他们就在第二个探坑里发现了一块人工开掘出的岩石基座。看到那些井然有序的切槽痕迹，王国恺高兴地说：“发现了！”

1994年11月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狮子山汉代陵墓。葛明宇作为最年轻的队员，承担起了多项工作。“白天在工地值班，看守发掘现场；夜晚要进行考古绘图和器物的清理、发掘，并有时还要帮忙做饭”，他如是说。

考古队的生活环境极其艰苦。葛明宇回忆说：“那时，狮子山还是郊区，交通不便捷，每天只有两条公交车线通往市郊。我们住在村民家的两间土屋，使用煤球炉做饭，最为常见的是面条，做起来快也简单。”

艰苦的工作条件并未消磨他们的热情，在清理墓室的过程中一个个惊喜接踵而来。最令葛明宇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意外发现，“盗墓者将玉衣拆散后，把楚王的遗骨随意丢弃在棺床旁，我们仔细清理出头颅、下颌和腿部等骨骼残骸，并发现了牙齿，经过细致的处理，可以看到牙釉质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用牙刷清理牙齿上的泥土，并清晰可见牙釉质的颜色光泽，这让我们对死者年龄有了一定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并非孤立事件。在第三届汉文化论坛上，专家们透露了更多汉代王陵的重要成果。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表示：据目前统计，在已知的西汉诸侯王墓有50多处、100座左右，东汉诸侯王（后）墓16处、21座，总计约60余处、约120座。徐州已经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就有10多座。

从挖掘古玩变为研究历史

顾明宇感慨说狮子山汉代楚王墓地考古发掘也有一些缺憾，比如他希望现在的研究会更深入也更全面一些。

遗憾主要出现在技术条件与认知水平有限上。葛明宇举的例子包括5个陪葬墓出土的鼎。这些鼎是周代礼制中的重要器皿，在等级划分的基础上不同贵族使用鼎的数量与鼎内祭品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可惜的是，当时的科学研究并不完善，未能进行鼎残留物的科学提取和分析工作。

举例来说，在楚王墓中发掘出大量动物和植物遗存，如鱼骨、鸡骨以及粮食类的样本等；这些发现当时并未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详细的研究和采集，并未开展物种鉴定工作或成分分析。如此繁多的数据可以为深入探讨汉代的饮食结构及农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于葛明宇来说，最可惜的就是文物遭破坏。“我们发现了一些用竹简记载的文字，然而当时却因运输时间过短，致使出土不久就出现了炭化现象，这样在今天的条件之下是不可能完成复原工作的。”

葛明宇先生对此评论说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历程表明了中国考古由“找宝贝”转变成“读史”的过程。过去的考古研究更多关注珍贵文物的发现而现在我们更重视遗址中蕴含的历史信息，目的并非只是将精美器物展示在博物馆展品柜内，而是通过实物资料复原古代社会以及历史事实的各种面貌。

这种转变在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现在知道，狮子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而是一个完整的陵园体系。后续调查还发现了楚王的王后陵、妃妾陪葬墓群和楚国王室成员陪葬墓区等重要考古资料，并发现陵寝建筑、大量陪葬器物坑和一系列的遗址遗迹。”葛明宇如是说。

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埋的文明重生

葛明宇在汉文化论坛上表达了他对该墓主人身份的观点：结合西汉时期楚国的历史以及楚王世系的相关资料，加上狮子山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等多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这个墓可能是由参与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第三代楚王刘戊所建。但根据墓地规模庞大以及修建时呈现出明显的没有完成就迅速掩埋的迹象，我们可以推测当年这位楚王在叛乱之后，匆忙下葬了自己。

不过徐州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在论坛上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考虑到狮子山楚王墓选址的优势、器物规格之高及安葬礼仪隆重的特点，这位楚王最可能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这种学术讨论也显示了汉代考古研究的活跃与深入。

2024年1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文物局决定将狮子山汉楚王陵列为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未来的保护利用工作，葛明宇有长远的想法：“目前楚王陵的珍贵文物多存放在徐州博物馆，并与遗迹相分离，这对观众全面理解楚王陵的历史存在意义不利。我们希望建设狮子山楚王陵遗址博物馆，让分散各地的出土文物能在原址环境展现。”

他还希望通过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例子，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崖洞墓的整体联合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这些在岩石中开凿的陵墓葬制不仅在中国一些地区普遍可见，如河北满城汉墓、山东曲阜西汉鲁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借鉴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崖洞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类型，其研究价值与保护意义显然被重视不足”。

作为一个经历者，葛明宇深感考古学与其发展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现在被高度重视并倡导‘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精神。这意味着要通过发掘、研究工作去做好文物保护，并且要在阐释与传播上投入更多精力。这赋予了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新的使命。”

回顾三十年来的考古生涯，葛明宇说：“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永远给人期待和希望。从那个当年趴在墓室里清理玉片的年轻人到如今致力于遗址保护利用的博物馆馆长。我一直坚信：通过我们自己的手来创造历史，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埋的文明重生。”

在主墓室门开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满屋铺满了玉片、玉璧、玉衣残件等玉器，几乎无从下脚。这场景让人回想起30年前的情景：葛明宇作为江苏省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和研究馆员，是那个发掘工作亲历者，对这个画面依然印象深刻且激动万分。

1994年12月，当22岁的葛明宇加入到这个期待已久的考古队时，他的任务是作为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参与发掘工作。在他缓缓进入56米长的墓道时，手电筒照耀着黑暗中的一个令人震撼的“玉器世界”。

光金缕玉衣上的玉片估计将近四千个左右，《汉书·宣帝纪》中记载汉宣帝刘询在位的30年间，其上朝所穿“金缕玉衣”，共用玉45块，其中大和小型玉璧直径分别达到30厘米与15厘米。葛明宇对此感想颇多，“这次参观让我们初体验到了震惊级别文物所带来的震撼。”

狮子山楚王陵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西汉王陵崖洞墓这座陵寝因山为坟凿石入土，开掘之深度达到上百米营造奇丽复杂多变的布局结构包含12间的墓室。其特殊的葬制与规制理念在诸侯王墓中极为罕见。

2000余件（套）各类珍贵文物的出土，包括4000余片和田白玉穿缀而成的金缕玉衣，以及目前所知最精美的汉代玉器共发现近两百万枚，西汉楚国实用官印达200多方、半两铜钱数十万枚，大量金银铜器和兵器等填补了汉代考古的重要空白。此外，对于墓主身份的学术争议也在不断推动对汉代王陵制度研究和西汉楚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自然是容易的事情

受家中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葛明宇从小便对历史文物有着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自己走上考古之路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后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在上学期间，除了上课之外，周末也总能见到他在上海古玩市场“淘宝”

那时我们常光顾着旧货摊儿淘弄那些小钱儿，有大面额的‘永乐通宝’、‘雍正通宝’等货币，价钱不菲。我在旧货市场淘过许多个大样币种。葛明宇说，“别看这小小的钱币价值连城，在挑选这类货币时要下一番工夫，得了解每个历史朝代的年号，古代钱币各种版式、样式和图案风格，从中学习鉴别古玩知识。”

葛明宇对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极为佩服。“耿老被誉为古陶瓷鉴定界的‘国宝’、‘中国古瓷鉴定第一人’。他凭借一双眼，一个鼻梁，一副手板和一只耳朵，辨出一堆无年代可考，无标签的碎瓷片中的文物‘出生证明’。”

作为一位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执着追求的人士，葛明宇选择了一条与大多数人相悖的道路：他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毕业生那样接受到高等教育，并留在大学里继续深造，而是决定在毕业分配时，不按部就班地留校读研，而是前往徐州参与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

我的班主任陈宏京老师希望我在留校读研究生，然而据闻江苏徐州的王陵挖掘项目极为难得的一次机会，于是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条路。葛明宇说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一生能够参与到一次古代王陵的考古发掘中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选择亦同他深厚乡情有关。他的家乡徐州沛县是刘邦故里，在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恺，也是葛明宇的好友。他对他说：“你要来，我就带你。”从此，葛明宇踏上了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相伴半生的考古生涯。“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最后一个王陵发掘项目”。

坚守十年后，楚国王陵终于重见天日。

自1984年徐州市砖瓦厂于西山脚下寻得一处古代陶器窖藏而挖掘，直至2004年才获准正式进行的狮子山西汉王陵发掘过程中，历经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及数次的希望破灭与失望。

狮子山上的王陵难以发现，葛明宇解释说：这是由于徐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山东丘陵延伸地带，这里属于黄淮平原，但它却是一座“冈岭四合”的地区，全市有400多个小山头。这些山体的原生土层很薄，只有不到一米深，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

面对这种地层特征，传统的古墓发掘方法已无能为力。因此，“洛阳铲”这一挖掘技术在徐州只能“束手待毙”，考古工作者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勘探工作。“洛阳铲”无法适用于徐州的地质条件，我们必须另觅出路才能顺利完成工作。

从1986年起，考古队连续3次进行大规模的科技考古实践。“第一次是在1986年的春天，煤炭工业部地质普查大队派来重力仪，他们帮助寻找；第二次是1987年，矿学院研究生部教授宁书年组织有经验的专家、科研仪器共同勘探；第三次科技寻墓在1990年春天，地震局的张治天等专家来到徐工进行了仪器探测。”葛说，这是现代科技考古开始的标志。

然而，在当年，这些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科技手段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一方面是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狮子山特殊环境带来的干扰，这里山坡上共有400多户人家，家中的电视机、收音机还有铁质农具等等都对探测设备有所影响。”葛明宇说。

对考古队的压力更大的是学术界的意见。当时一些学者表示质疑狮子山发现的汉兵马俑并非王陵陪葬坑，并且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以往对于秦始皇陵与其它历代帝王陵墓发现大量兵马俑的情况，徐州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可能。

在这种艰难的时刻，王恺表现得异常坚定。葛明宇记得，他在狮子山上独自一人找寻着线索，有时也在周围的村庄中与村民交谈，寻找信息，即使其他队员因看不到希望而相继离去时，经费又捉襟见肘，他仍然坚持坚守。

这个发现发生在1991年的某一次平常的谈话中。一位村民不经意间透露给了考古队领队王恺，说狮子山顶南坡有户人家开过一个“大红薯窖”，每口都能存放两三万斤粮食。“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在我们队员听来，却如同巨雷轰鸣！”葛明宇至今回忆起来仍激情难掩，“山上都是石头，哪来的这么多泥土？怎么可能挖出这么大的洞窟？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考古学家立即将挖掘工具延伸到了红薯窖的边缘，并快速地在第二排探槽内发现了一块雕刻精细、雕花的石壁。一看到这些由人类精心加工出来的痕迹，王凯激动得说：“我们找到他们了。”

1994年11月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狮子山汉代陵墓的发掘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葛明宇作为最年轻成员承担多方面工作“夜间要在工地看守发掘现场白天进行考古绘图和器物清理有时还参与做饭”

考古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葛明宇回忆起那段时间：“那时候狮子山还属于城郊地区，交通不便，一天只有两班车到市区的公交车来往往返。我们住在村民们家中仅有的几间土房中，在煤球炉子上做饭。最经常吃的就是面食了，因为做起来既最快也最简单。”

尽管困难重重，他们在清理陵寝时仍然屡有新发现。葛明宇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楚王遗骨的出土。“盗墓者将玉衣分开后，将楚王的遗骸随意扔在棺床边，我们仔细地清理出头骨、下颌骨、大腿等部位， 发现牙齿保存得特别好 。 我用牙刷小心翼翼的清除牙齿上的泥土 ， 可以清晰看见牙釉质 的光泽。这对我们推测墓主人的死亡年龄有着重大的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苏徐州举办的第三届汉文化论坛上，专家们分享了更多有关西汉及东汉时期诸侯王陵发掘的重要成果。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刘尊志在分论坛上的演讲中透露：截至目前，山东已经确认的西汉诸侯王墓有50多处，100多座；而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只有16处，21座，两者合计近70座，约130座。其中徐州就已经发掘了十多座诸侯王墓。

中国古籍由“探险”转变成“读书”。

葛明宇感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考古发掘也有遗憾，“如果现在重新发掘一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加完善”。

这些遗憾，主要集中在当时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上。葛明宇曾以陪葬墓中出土的5个鼎为例：“按照周代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鼎的数量和鼎内盛放的祭品都有严格规定，但当时没有对鼎内的残留物进行科学提取和分析。”

比如在楚国王陵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鱼类骨骼、鸟类骨架以及谷物等等，当时的记录中只是简单地进行了记录和采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物种鉴定和成分分析。这些对于理解汉朝的饮食习惯和社会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令葛明宇惋惜的，则是那些带有字迹的竹简在被考古发现不久即发生了炭化现象，这种变化让这些可能成为珍贵历史资料的竹简毁于一旦。如果这些古文能保存下来，它有可能会揭示出一些对了解过去有重要价值的信息。

对葛明宇来说，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过程中折射出中国考古工作由“挖宝”转向“读史”的深刻变化。他强调以往考古工作的重点在于文物发现，而现在更关注遗迹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并非将珍贵文物锁入展柜，而是希望通过实物资料来复原古代社会与历史细节的方方面面。

这一转变在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研究中尤其明显。我们现在了解到，狮子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地而是一个完整的陵园体系。随着后续的调查，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楚王的王后陵墓、妃妾陪葬墓群、楚国王室成员陪葬墓区、以及大量的陪葬器物坑和陵寝建筑等遗址遗迹，这些都是了解汉代诸侯国陵墓及其丧葬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

利用沉默的历史遗址讲述过去的故事并激发已沉睡已久的文化活力。

葛明宇在汉文化论坛上探讨了关于墓主人身份的学术研究话题：“结合西汉楚国历史以及楚王世系，以及狮子山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综合因素分析，我认为刘戊极有可能是参与发起吴楚‘七国之乱’的第三任楚王。该工程庞大浩大，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就是建造时存在明显未完成迹象，这也与刘戊当年非正常死亡和匆忙下葬密切相关。”

不过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在论坛上对此表示不同看法：“鉴于狮子山楚王墓选址得天独厚、器物规格极高、葬仪隆重等特点，我们认为该墓主人很可能是第二代楚王。”这种争论正是汉代考古研究活跃与深入的体现。

2024年1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文物局正式确认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为首批江苏省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葛明宇提出建议：“目前，从徐州博物馆得到展出的楚王陵珍贵文物与遗址本体分隔开不利于观众整体理解。我们期望在狮山建设博物馆让分散到各地出土文物能够在原址环境中展示。”

葛明宇还希望能够以狮子山西汉楚王陵为代表推动汉代崖洞墓联合研究和保护这种在岩石中开凿的葬制在全国多处发现如河北满城汉墓山东曲阜西汉鲁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线性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我们也能得到很好的借鉴。汉代崖洞墓作为一种独特遗产其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也应该重视起来。”

作为一名参与挖掘工作的亲历者，葛明宇深深认识到考古学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当前倡导的‘让文物活起来’理念要求我们在进行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要承担起宣传和传播考古成果的责任。这是为我辈考古学者提出的新课题。”

回顾近三十年的考古生涯，葛明宇说：“在对未知的研究上，考古工作的成果给人以希望、以期待。从当年那个匍匐于墓室中清理玉片的青年，到如今致力于文物保护利用的博物馆馆长，我始终深信，考古工作不仅是在发现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通过我们的双手，让沉默的遗址讲述历史故事，使沉睡的文明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