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更注重于情节发展的小说象完整性。

我是完成读最多的小说类型的那类，即长篇和中篇小说。度故至于我写得最多的事意文体，那就是小说象微型作品，也就是完成小小说了。有了对大概念的度故理解与把握，写“小”就成了小菜一碟了。事意把“大的小说象”，就是完成整个世界，包含在“小”的度故元素里面，“小”里“大”、事意“大”中藏“小”。小说象而我对阅读与写作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完成反差感受尤为深刻，那就是度故长篇与微型小说的体量差别，一个是“含”“小”的作品类型；而另一个是“只”“包”的。

第一，集结了一组小小说的大型长篇。比如韩江的《白》，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及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的《大眼睛的女人》和贾平凹的《秦岭》等，每一个作品都有着共同特征——意象贯穿或支撑整部作品。《垃圾日》，是一座楼，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人物都在其内部运转。而《我的世纪》则是用20个故事来编织一个世纪；格拉斯以自己的记忆作为坐标，刻画了一个世纪；贾平凹则借助了秦岭这一地名，勾连着近60个人物的叙事网罗和历史事件交织。 同时系列短篇构成长篇小说也不胜枚举。它标志着当代长篇小说的新趋势——形式的变化与内容的深化，意味着长篇小说不再以人物的“一”来定型，在新的时期下，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人物的群像上，并开始从不同的层面构建其形象。

其次，《童年》的开头部分中就暗藏了《自行车》，卡夫卡的小说集里也有经典作品《在法律门前》的存在；韩江的短篇小说集也有一篇精彩的小小说叫《不做告别》。阅读这类长篇，感觉上似乎“拎”出了个小小说，《雪的片段》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完整故事。这种独立成章、可单独成小节的小短篇很让人着迷，并非因为它们本身多么了不起，而是它们让我感到了一种原型的伟大，仿佛在看一幅伟大的画面———一个浪花被水卷回去的过程，如同将水归回到水中一样，有一种大浪滔天的感觉。

小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一部分。它的特色在于对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及环境设定进行详细描绘，但其篇幅比普通小说短小得多，适合读者在匆忙的时间里阅读。小小的篇幅虽少，却可以更精细地体现作者的艺术功力和细腻的感情深度，如运用到生活中的细节描写一般生动有趣且感人至深。

长篇小说就好比大沙漠中的砂粒；而小小说就犹如沙粒本身，就像一粒小小的石子在水中划过，激起一圈圈美丽的涟漪。

关于此内容，改写后的原文应是：我指出了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中的一系列故事，例如《九章》，以及保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虽然三个短篇都是个系列，但它们却是单独的小说，不是简而言之“拎”出的长篇《不做告别》，第32至33页上的一个片段，《雪》。

国内的小说中，大部分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比例非常高。换句话说，讲故事的过程完成度很高，甚至是不惜采用翻出许多意外、出奇的“筋斗”，却无法跳出几种固定的模式。我关注的是，在孙悟空得意洋洋时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后撒了泡尿的情节，实质上就是那泡尿让翻筋斗有了新的创意。

这就是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的区别：要怎样才能够达成作品的完成度。传统小说注重故事的完成度，而当今小说在乎的是意象的完成度。在一部包含诸多片段的小说里，那些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表现出来的细小事物构成了意象，在整个艺术画布上飞行翱翔，并提升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与深沉的韵味。所以《雪》等作品里的某些片段随意抽离出来一看，更能让人深刻理解意象完成度在提升文学品味方面起到的作用。我的观点是在意象完成度上：这关乎能够承载、反映运行于细节中的意象的详细细节。

卡夫卡作为当代作家的精神领袖，在他的作品里一个叫土地测量员的人物向往着一座城堡却无法接近或进入其中，他的行为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性表述；然而城堡象征和他自身都构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谜题。虽然整个作品没有结局，但那意象早已形成了独立的思维单元和文化象征。卡夫卡的作品正如人生一样充满困惑与迷茫，他的创作是对个人处境的最直接反映；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创作就是提出问题然后让读者去解答或寻找答案的过程，就像作家自身的经历和心境一样，无法获得完美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给读者带来思考与启示。

虽然每天早晨阳光依旧普照大地，然而关于它的描述却会不断改变，以另一种形式被重写。

回到韩江的作品《不做告别》，他把《雪》和《妈妈》两个片段提了出来，就像雪花一样纯洁清冽，让人觉得如同纯净无暇的小说作品，但它们又并非单纯的片段，而是包含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元素。这部以雪花作为核心意象的小说，在民族苦难的主题下铺陈开历史的残酷，而韩江的用笔却是轻盈而不失重力，雪和鸟是他用来抵御死亡、掩盖民族悲剧的手法之一。在庆荷这位叙述者与仁善摄影师的帮助下，作者发现幸存者的记忆中的“真相”。个人的记忆就是集体的记忆，不做告别，是一种铭记，一种复活，一种超越。我仿佛随着韩江笔下的雪天追踪着幽暗的真相而进入阅读，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与叙事的“我”产生了共鸣，形成同频：“小说中雪花般的意象和人物的探索，就像我在雪地里不断追寻记忆深处的故事。”

《不做告别》散发出雪的味道，使我联想到帕慕克的《雪》，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川端康成的《雪国》，乔伊斯的《死者》，韩江写的《不做告别》是东方式的有诗意的雪。小说中雪与死亡和隐藏有关。在探寻、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雪花，不断变化组合使雪具备丰富的内涵，在现实中历史交织，融合生命意象。每一个片段就像晶莹剔透的雪花一样美丽。

为什么摘选其中一段并作短篇小说读呢？因为《不做告别》这部书整体缺乏戏剧性的张力和动人的起伏，像是冬天里飘落的一片片雪花一样零零碎碎——尽管碎片化地展示出来，符合了记忆的特点，却又显得比较散漫。

《雪》外面正下着雪，窗外的雪，病房外的雪。“那个”，看雪还以为不是雪？会下的很大吗？好奇怪呀，一起看雪。“你”终于明白“好奇怪呀”的另一个意思了——窗外那层白茫茫的积雪里藏着什么秘密呢?这正是东方式的表现形式：提问与聆听。聆听中听者联想到了答案，打开了一个谜一般的历史之门。

三个疑问，每句单独一行，构成了《雪》文学表达的节奏。缺少戏剧性情节的小小说也要有节奏。短暂停歇后又复杂的思考，形成了外在与内在的节奏。人物浸入一种状态。小小小说可以写一种气氛（汪曾祺说过氛围即人），一种状态。雪与血、生与死的关系，已启动。仿佛一只鸟起飞一样。读者不妨领略随后韩江描绘的各种比喻：“雪花像羽毛慢慢飘落”“一场仿佛许多白鸟在无声降落的鹅毛大雪”。节奏在于动与静之间，病房里一对静静坐着的人或是说话或沉思，动的是雪花。

时至今日，世界的小说已发生深刻转变。“上帝”与“人物”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不做告别》里有作者宣称：“作家死了”，《雪》中则宣布：“作家还活着。”尽管小说似乎已濒于死亡边缘，但是它仍以一种独特的姿态不断重生着。在韩江的小说里，一个名为庆荷的虚构角色从他的自我叙述视角，窥探了历史的迷局。对于庆荷而言，小说是一种记录，“做”是“写”的一部分。《雪》是一个小小的切片，《不》中的几个词尤其值得注意。“似乎”，“也许”，“可能”。它们传达出一种不确定，吃不准的心态。韩江作品的叙事方式，带有极强的第一人称“我”的味道：他的视角从庆荷的角度出发，“我”成了《雪》里的一个角色，在“我”与小说的关系上，《不》中又引入了另一种说法——人物也有自己的问题与烦恼，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疑惑与想法。“也许”，“如果”、“是否”，诸如此类的疑问都嵌在主人公们的心结里。而且，“如果”“或许”与“是”等词经常被用于肯定和否定之间。即使答案是“不是”的话，答案也是“未知”的。但是，《雪》却有一个“是”字贯穿始终——“死了”，而庆荷仍然活得好好的。“作家死了”，但人物们还是在继续创作《雪》的切片，并且将它们组成一本书。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展现了小说如何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态，如“被杀”到重生一样。

韩江的作品《白》和《不做告别》都具有基本的色调，《白》是白色的，而后者则使用的是红色和蓝色。“不做告别”这一标题所指的是红色，而其中也蕴含了对生命的理解。该作品以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白），第二部分（做）以及第三部曲（不做），最后一部分（告别），即《火花》，在这部书中主人公面对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并寻求答案。 《不做告别》由三部分组成，《雪花》的呈现及其升华，使这部作品达到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屠杀的故事被隐匿了（但已通过数字证实）。

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而经典小说则可以提出更高级的问题。同样写“凶杀案”，马尔克斯的小说中篇集《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关键词是“张扬”以及“事先”。两个兄弟为了杀人犯受害者的儿子，把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在全镇范围内进行着公开演讲，但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当地居民选择沉默以示无动于衷。重要的是，作者探求问题的能力。《等待戈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强调的是“等待”的状态而非结果。对于后代庆荷和仁善而言，《不做告别》是他们七十年前惨剧后的延续与探究过程，他们在探索悲剧发生时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历史真相被隐藏不全，但他们坚持探寻这一精神状态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因此，《不做告别》有着意味深长，并且完成了小说家的高度创作水准的作品。 此外，短篇集《雪》也在长篇故事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并能独立成为一篇作品。就像飘飞在空中的一朵小雪花——《不做告别》中的“问题”那样。

故事经营的是情节，意象营造的是细节

探究和象征手法构成的作品高度概括，体现了当代性的特点，并预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使得小说变得充实和有趣味性；然而，故事讲述者似乎已无更多话要说。

《不做告别》是韩江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以细腻而生动的情感叙述了一个真实又深刻的家族悲剧故事。通过对年轻女性之间的相互扶持、母女情深的描绘，作者展现了在历史浩劫中遭受不幸的家庭成员间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精神信念，这正是故事的核心所在。 文章以一个双生子母亲的故事作为开端，这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充满了仇恨与悲伤的家庭里。她的父母在大屠杀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成长为一名女性，并开始探索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历史碎片。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她也逐渐发现了一些关于她亲人的秘密。 这篇文章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家族悲剧的主题，同时，作者通过母亲的语言表达出她的内心世界和对过去的记忆。韩江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幕，使读者仿佛穿越回那个黑暗的历史时代，感受那份悲痛与不舍。 此外，《不做告别》中还涉及到了语言的魅力——方言的运用。韩江认为方言与故乡密不可分，这是家族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母亲的语言描写，他不仅展现了一段悲壮的悲剧，更是让人感受到那深深的母爱和对家人深厚的情感。

这一段适合改编成一篇优秀的小说。与主人公庆荷一样，我日常交往中熟识的朋友，忽然对方操起家乡的方言来，让我感到很不自在、被踢出局的陌生感。我的故乡是地地道道的济州岛，方言更是贯穿生活点滴的血肉之躯，但当我面对一位说一口完美首尔话，而且很少提及故乡的朋友仁善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在文化层面上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然而“某个晚上”我听到她使用了我听不懂的语言向妈妈抱怨，对方居然能够用方言自如地和妈妈沟通，这种事也只有当我的童年时代经历过远离家乡的旅行以及移民的经历，才能感受到。那是一个充满乡愁却因距离而变得复杂的文化冲突，在现代都市中尤为常见。庆荷利用学习济州岛话的方式来加深对朋友仁善友情的理解和深化友情，并用自己独特的济州方言让对方知道什么是语尾简短，将故乡的秘密以一种非常有趣的讲述方式传达给对方。妈妈是一个既充满慈爱又懂得如何守护这个小家庭秘密的人，通过与庆荷的深入交流，母亲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起来。 可以说，这部作品很好地展示了当今社会普遍的主题和话题——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对乡愁的深深依恋。

就从叙事结构的角度看，《雪》，以及《妈妈》，被嵌入到长篇小说《不做告别》中，并且形成单独的故事后，它便达到了完满的状态，但如果我们抽离出来，将它们当作独立的小说来看，则是其构成大与小、显与隐关系的体现。就《不做告别》而言，“雪”和人、鸟、树等角色紧密相联；而“妈妈”的出现，使“雪”又有了更为丰满的形象，《做 饱别》中通过展现母亲对孩子深沉的情感，丰富了对“雪”的内涵理解，使其由一个抽象的视觉形象进化到有血有肉的一个立体人物。

到现在我记忆犹新，孩童时代我跟随小牧羊倌进入沙漠放牧绵羊，暮归时分回到羊圈，晚餐丰盛地摆放在圈中，而绿洲里有多种多样的实体路径和气味路径，并且这两种路径是交叉的，香味的小径穿过实体路径。现在看来，这些意象就如同香气之路一样，故事犹如实物路径，在我的笔下生成了文学审美之旅。小说家如何写作，实质上是要让角色自行行走。

回望《不做告别》，如何让读者做到“不做告别”？是通过那些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回味、铭记的永恒瞬间来实现的，比如小孩用双手迅速穿过火苗这种场景，既包括了孩童对勇敢的渴望与恐惧，也折射出成人的童年阴影；又如噩梦里的树木，以及鸟儿飞翔的姿态。《不做告别》这部作品，在写出具体动作的同时，也能触及到形而上层的深刻主题。它不仅仅是“形而下”，更体现了形而上的意境。“晶体”般的微妙感受，需要读者通过庆荷的视角来体验。一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做告别》，犹如雪天与雪花之间的关系，能够让读者从庆荷的捧接中感受到细微的气息。

传统的文学作品强调完整的故事结构和叙事流程，然而当下小说更倾向于刻画深层次的寓意和象征。

我读得最多的是长篇小说，而写得最多的是小小说。掌握了“大”，写“小”就容易了。“小”中隐“大”，“大”中含“小”。我享受阅读与写作的反差。长篇小说与小小说，是小说家族里体量上的两个极端。长篇小说“含”小东西，小物件，小人物，有两种方式呈现。

第一，集合起一系列的小说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如韩江的《白》、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还有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的《大眼睛的女人》，贾平凹的《秦岭》等等，共同的一点就是有一幅图象贯穿或承载着整部小说，例如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中提到的那幢楼房，《垃圾日》是所有房间、每个人物的故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描述了整个20世纪，即德国一个世纪的历史。贾平凹的《秦岭》，则讲述了一段与秦岭紧密相连的历史和故事。另外，还存在着系列短篇组成长篇小说的新状态和趋势，这些是当代长篇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新特征和新潮流。

其次，《童年》开头的《自行车》，可以看做一篇小小说；卡夫卡在《诉讼》里则包含了经典小小说《在法律门前》，而韩江在作品中塑造的角色——雪，在小说末尾部分，依然保持独立，并以篇幅极大的篇章作为结束。从这些作品来看，《不作别离》中雪的片段便是其中的典范，虽然只占一页篇幅却同样充满了独特的魅力与深邃的魅力；这篇小小的章节足以吸引读者，使他们感受到故事的深度以及文学上的成就。

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之分别：前者乃是小说类的小型作品，而后者却是将小说体裁中最具特色、且不占空间的部分抽离出来单独成文，所探索的内容与一般小说并不相同。只是因为长度较微小的缘故，它特别强调细节的雕琢和创意性的呈现。

长篇小说和小小说的关系，不妨比喻为沙漠和沙粒的关系，沙粒达到了一定程度，而且有一个意象贯穿，或一个容器盛装（或托举），那就是长篇小说，同时包含着一系列小小说。

要说到《植物妻子》中韩江的系列小小说集，且不要提他那篇被称为《九章》的小故事，《红色笔记本》中三个短篇其实也是以三个系列小小说的形式呈现。不过在韩江的长篇小说《不做告别》的第32至33页上，有一小片段值得拿出来品味：名为《雪》的作品。借这个片断来探讨小小说如何能够完成自我？

当下中国的小说里大部分以讲故事为主，也就是说情节设计很到位，并非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一种把“死”的人再给讲活，这种努力让读者感受到的故事如同一块制作精致的棺材，人物跳脱了原来的故作英雄或悲凉的角色。我的关注点在于孙悟空跳出如来佛手掌后的尿液这一细节，那是一个新颖的创意使得翻筋斗有了新意，这个比喻非常贴合现实主义的小说中故事讲述者为了满足读者需求所作出的努力，并且没有突破原有的叙事套路和模式。

这就是传统小说和当代小说的区别：怎么样才能够将小说圆满地完成？传统小说以故事性为追求，而当代小说注重的是象征性。细节编织的小说象征，在小说的空间中翱翔飞翔，从而提升小说的寓意。因此，《雪》等片段随便拿出来的展示，才能体会象征性所达到的文学水准。我看重的是象征的完整度，指的是承载着运行细节升华的象征，其中贴着人物运行的细节是至关重要的

卡夫卡在当代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他长篇作品《城堡》里土地测量员的人物，向往着城堡，并为此周旋、徘徊而构建起了“不是故事”的一系列片段。这些片段虽缺乏逻辑性却紧紧牵引着主人公，最终象征化为城堡孤零的符号，反映了主人公人生的迷茫。卡夫卡的创作常留下未完成的故事与疑问，他的小说如同生活本身般充满了困惑与疑问，但作为提问者而言，他并不负担解答之责。人物的存在境遇也恰好呼应了他创作中的“情境”。

太阳照常升起，小说不断重生，以另一种姿态

回到韩江的小说《不做告别》，其中我摘选了两段小片段：“雪”与“妈妈”。这是一部整体笼罩雪花之下的小小说，内容包括民族苦难的叙事、死亡的沉重以及通过轻逸意象所展现的历史遮蔽及生命的灵动。叙述者庆荷与仁善摄影师，在探寻历史人物与真相中，逐渐发现幸存母亲仁善的记忆里藏着真相，并且个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不做告别”实际上是对历史的铭记、超越与复活；我被叙事的“我”深深吸引，并与“读者”产生共情。在阅读中，“我”仿佛自己也在雪天追踪黑暗真相，体会到了人物情感与生活状态。

弥漫着雪花的《不做告别》，使我联想到帕慕克的《雪》、海明威的雪（乞力马扎罗的雪）、川端康成的雪（雪国）乔伊斯的雪（死者）等。而韩江的《不做告别》的雪，则是东方的一种有诗性的雪花，它与死亡隐秘有关，小说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像雪花那样的"结晶"，随着人物探寻、小说展开的过程，可以看到不同的雪花，并且在重复变奏的过程中增加了雪花的内涵，形成了现实与历史交错融汇生命的意象。

之所以选择这篇名为《不做告别》的小说，并将其作为一部独立的故事来看，其主要原因是这部小说在叙述结构上过于简单，缺少起伏和变化；与整部作品相比，它缺乏戏剧性和情感张力，就像是被雪花轻柔飘落的一片碎片，这些散碎的记忆虽然可以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记忆里，却不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

《雪》，病房窗外的雪。仁善只说了三句短促的话，而且是三个疑问：“现在那个，是雪吗？”（为何看雪还以为不是雪？）“可能会下很多雪吗？”（整部小说雪下个不停，确实“多”。）“好奇怪呀，这样和你一起看雪。”（庆荷和仁善约定一起调查历史真相，去面对“好奇怪”的雪。）此段的结尾，“我”终于知道“好奇怪呀”是另一个意思，说窗外的雪，其实指向历史的“血”。此为东方式的表达：疑问的追探。一个问，一个听。听者还联想，在联想中表现了两个人的关系，问者的形象，由此打开了一个谜一般的历史之窗

以下是三个简短的句子：三重疑问构成《雪》中文学表达的节拍，它缺少戏剧性的情节，但也要有节拍。只有短暂而又复杂的思索，才具有节奏感。人物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小小的叙事可以表现一种氛围，《汪曾祺说气氛就是人》，也可以是某个人的状态。 小小说中的角色沉浸于其中，在一个状态中挣扎，叙述者需要用动作与静坐来营造这种气氛。例如在《韩江》里雪花飘落，“像羽毛一样慢慢落下”“仿佛许多白鸟无声降落”的情景描绘雪与鸟的关系。

当代小说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尼采曾宣称上帝已经消失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角色已随之消逝，但这一变化并未阻止小说的发展韩江在《不做告别》一文中，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以及对历史的疑问《雪》这部作品里，他通过一系列不确定的词语传达了自己探索真相的态度随着他对真相探寻的深入，“如果”“可能”等不确定性词频出，《雪》中的三个追问更是透露了整个作品的主旨韩江以自述者的身份讲述自己在医院的住院经历，面对众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种种困惑，在探索过程中，他总是不断向周围的人提问、拷问甚至自问。这仿佛是在告诉读者，即使世界如此多变，作家和人物仍然活着，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依然顽强地存在。

韩江的小说各色分明，《白》，《不做告别》是他的三本代表作，在白之书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扩展。每部作品都表达了一种颜色——死亡，生命的开始，同时又象征了光与爱的生息。《不做告别》包含了三部分，最后一部分《火花》写的是不告别生死的态度。关于屠杀的故事也预示着它的到来，但数字已经揭示。

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经典的小说则提出了高级的问题。“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一章节，关键词是“张扬”而且是“事先”。两个兄弟将一无辜者杀死，如同做广告一样，将凶案在小镇上“张扬”，并且绕着镇子转来转去，却没人知道，也没有人出面。这和杀人的人不同。问题的探究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就像是《等待戈多》中的那场漫长的等待，而戈多究竟是否会出现已无关紧要；如同庆荷、仁善这样一群无言承受70年惨案后代的孩子们，在大事件中不知情却怀着内心的痛楚，去探寻他们所经历的“问题”。虽然真相被遮蔽与不完整，但重要的是他们在追寻问题过程的精神状态已经完成了。那么，我看见的是完成度较高的《不做告别》，它将有意味和情感深邃的故事讲述得非常到位，《雪》在结构上也处理得非常好。大事件中隐藏的小插曲，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小故事；而作为长篇小说，《雪》融入到了其中，并且成了整体的一部分。

故事经营的是情节，意象营造的是细节

这个问题探究和意象飞翔，以及象征、隐喻使用，使得小说既超越传统，又能与时俱进，预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它不仅描绘了一个故事，更隐藏了骨架，突出需要作家完成的任务。作家应明白，传统的故事框架已经不再适用。

我的修改如下：《不做告别》，线条清晰、单纯，情绪朦胧、繁杂。晚辈探秘历史上的不公，具体是两位女性携手接近妈妈的房子、箱子，她们发现了一部分遗留下来的痕迹。在这段寻踪过程中，他们的心情如雪花一般纷飞，鸟儿也不断穿越他们的眼睛，这使得他们的母亲形象渐渐清晰。我选择这段“妈妈”的切片来暗示她可能是参与惨案的见证人或者受害者。韩江写他的主人公是通过用方言开场入笔，这种方式在讲述悲剧故事时处理得很到位：方言和家乡的苦难息息相关。不过，在韩江的小说《白》中，这种表达方式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他能够很有效地把显性和隐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得很好。

这一段非常适合发表在一份小小说精选里，《妈妈》可以作为一篇成功的微型小说。我就像主人公庆荷一样，在日常与熟识的朋友交往中，会突然被朋友操起自己的故乡方言所打断，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让我感到难以接受和融合，尤其是当我听说故乡的语言和文化时，这种隔膜感便会加剧，让我感觉到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孤寂感。不过当我想起远行的旅行与移民的人类经历，这使我对庆荷这样的角色产生了共鸣。

在讲故事的角度而言，当代小说的故事脉络已由显形结构转变为碎片式的隐性叙述，《雪》，以及《妈妈》这样的故事片段，《不做告别》中的一段篇章就足以说明这一变化了。《不做告别》长篇小说的末尾，《雪》，和《妈妈》分别独立成章，成为了此书中的小而重要的部分，在小说结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既为整部作品增色添彩，也使得故事本身更加完整。《做》别离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雪》与人的连接，鸟儿的现身，《不做告别》的故事，又和树叶紧密相连。

至今记得与小羊倌同行，带着我去沙漠中放牧。黄昏归程里进入圈栏，饭香从远到近扑鼻而来，在我心中勾勒出有形的路径图景：绿洲里的道路五彩斑斓。气味和道路都是无形中的路径图，而小说家通过塑造人物，使读者自行探索故事情节、体味人性与世事变迁，构成了文学审美之路。

回顾这部名为《不做告别》的中篇小说，作者如何做到引导读者不主动说“再见”？真正让人难忘的是那些在阅读过程中留下印象深刻的时刻。比如，“我”，也就是故事的第一人称，在回忆自己小时候不小心将手伸入火里时的行为，用一只手迅速穿过酒精灯中的火焰来证明自己的勇敢。然而，在这个小插曲背后也暗藏了恐惧。 再比如说关于“葬鸟”这一幕——它在雪地上的阴影以及梦中阴郁的树木，每一个细节都被笼罩着雪的世界紧紧缠绕，形成了生动而充满活力的飞翔姿态。长篇小说并不总是只描绘外显形体，也能从隐性思维层面带给读者独特的视觉感受。 “不做告别”这一概念体现了作者在叙事手法上的匠心独运，在刻画人物的同时，巧妙地将无形的思考和具体的情节融合在一起，使全书达到了一个高度整合的状态。因此，阅读这部作品就如同捧接雪花一样，让每个片段都充满了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