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特殊儿童获得运动成就同样令人感到喜悦，体育童成并非只是何帮拿金牌所能比拟。这正是助特退役运动员们的核心价值所在。这是殊儿中国首位冬奥会奖牌得主以及冠军基金发起人杨扬的肺腑之言，揭示了众多退役运动员投身特殊儿童体育教育的体育童成心声。

日前，何帮《“运动无碍，助特融合有爱”——特殊儿童体育友好倡议书》正式发布，殊儿该倡议由冠军基金联合全国22个运动员创业体育俱乐部及公益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体育童成该倡议以接纳、何帮平等、助特尊重为核心理念，殊儿倡导体育行业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共同为打造特殊儿童体育友好环境与服务而努力。体育童成 与此同时，何帮第二期冠军基金特殊儿童运动指导师培训班正在北京二七冰雪基地进行授课。助特共有5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特教学校老师、教练以及从事特教工作的人士齐聚一堂，通过专业平台关注并解决特殊儿童在体育领域的具体需求。

杨扬指出，我国特殊儿童数量众多，然而由于专业指导资源短缺、接纳环境不足以及社会对特殊儿童的认识有限等原因，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长期偏低。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包括运动员在内的体育工作者投身特殊儿童体育事业，并培养既能从事体育又能理解特殊儿童需求的专业人才队伍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为运动员开辟了新的职业道路，也让体育的社会价值在公益实践中不断得以展现和放大。

平等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才能。

特殊儿童包括但不限于孤独症儿童及心智障碍儿童。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吴燕丹指出这些群体的存在范围很广。根据国内首次基于全国多中心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病率研究，6至12岁中国儿童中患有ASD的数量大约在70万到100万人之间，其中有37%的孩子还存在智力障碍问题。庞大的特殊儿童群体经常面临被遗弃和隔离等困难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注意到运动对改善他们的生活能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显示，运动对于特殊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和语言理解等方面均有显著效果。不过，吴燕丹发现，与10年前推动适性体育相比，当前她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特奥会和残奥会有何差别？”

实际上，残疾人奥林匹克赛事囊括了肢体障碍、视觉障碍及部分轻微智力障碍等多种残障群体的比赛。而特殊奥林匹克主要面向的是智力障碍人群，并倡导“勇敢尝试 争取胜利”。因此，吴燕丹建议，足球、篮球和跑步等安全性高且门槛较低的运动更适合特殊儿童参与，而拳击和击剑等竞技性强的项目则需谨慎评估其安全风险。

特殊奥林匹克的核心理念是利用体育活动让世界更加包容。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代表提到，在特奥会的标志上有一个以人形展示的三个手臂组合符号，从下往上排列的三组手臂象征了特殊人群的不同阶段：最初阶段他们感到自卑，遭受排斥；随后在接触到特奥会之后逐渐获得自信，并最终通过体育活动赢得了勇气和尊严。

中国特奥运动员贾思蕊经历了一次显著的进步。小时候，由于智力障碍，她在普通学校受到排挤和歧视。后来转入特殊教育学校后，她的体操天赋逐渐被发现。“训练虽然很艰苦，但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比如变得更加勇敢地面对挫折。”2019年，在第十届世界夏季特奥运动会上，贾思蕊赢得了平衡木的冠军，“在赛场上，我不会因为身体上的障碍而受到轻视或特别对待。我能公正地展示自己的能力”。 回顾至今的经历，最令贾思蕊感到自豪的时刻，并非是站在领奖台上领取奖牌，而是获得父母的认可和支持。

新疆残疾人体育协会星光球队发起人马琦是一名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孩子在五岁半的时候确诊，当时她并不清楚什么是孤独症。“直到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完全治愈且需终生应对的疾病时，我才感到世界仿佛崩塌了。”马琦回忆道。

马琦不甘心，带着孩子辗转全国求医，寻找康复的机会。最终，在体育活动中找到了突破口。“看他第一次挥起乒乓球拍时，我忍不住哭了。”马琦说。经过8年的坚持，她的儿子现在已经达到了常规水平。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情绪、睡眠和自理能力得到了全面改善，“从最初的情绪失控、满场疯跑，到现在他能独自参加夏令营，并包揽所有家务，甚至成为了我的训练助教”。

看到儿子的变化后，马琦产生了帮助更多家庭的想法。2022年，她重新开始体育活动，成立了星光球队，并带领20名特殊队员参与篮球和足球项目。“有的孩子刚开始情绪激动，稍微遇到不如意的情况就咬人或打人；但如今他们能更好地控制冲动了，哪怕只是完成一组动作也不会乱跑。”她成为孩子们的队友，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最纯粹的回馈，“他们会整齐地摆放器材，并且上课纪律甚至超过普通学生”。目前，球队中已有8名队员具备参加融合比赛的能力。马琦迫切地寻找参赛机会，希望更多人认识到特殊儿童并非负担，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

平等却又不公平的处境

组建一支特殊球队并不容易，其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场地问题。马琦回忆起最初的时候，普通青训营往往会以额外收费或干脆不接收的方式把他们拒之门外。在公共健身场所，孩子们偶尔失控的大笑或是不协调的动作，不仅会让人们“像看马戏猴一样”地观看他们，还会被路人拍下来放到网上，“指指点点”。最终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球队才得以申请到一个免费的专用场地来训练。

国家一直重视特殊教育，并推出多项政策。近年来虽然有进展，但基层落实情况与要求之间仍存有一定差距。吴燕丹认为，“平等”并不意味着“相同”，对于特殊儿童，仅给予和健全孩子一样的课程和支持可能无法让他们适应，必须针对他们的特点提供更多资源和专业支持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然而，目前自上而下的支持系统仍然不够完善。她提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运动功能评估缺失、体育送教资源不足以及专业指导严重欠缺。 吴燕丹强调，解决专业人才稀缺的问题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据吴燕丹介绍，目前特殊教育与体育专业的培养相对独立开展，跨学科的人才极其稀少，许多特教教师在“带孩子做运动”方面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有意加入特教工作被视为积极信号。“很多运动员影响力很大，如果他们亲身示范和教学，带动效果不可小觑。”同时，“他们具备专业运动能力，在指导上会比其他背景的参与者更容易掌握核心要点”。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代表指出增加专业人才的重要性。据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智力障碍程度较轻的孩子逐渐脱离了特殊教育学校，融入了主流社会。然而，对于在特校招收的重度障碍孩子而言，则需要更专业的运动干预人才。“孩子们接受运动干预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他们离开学校后，接触特奥的机会就变得更少了。”对于那些在普通学校学习且智力障碍程度较轻的学生来说，“他们原本可以通过特奥会塑造领导力、提升融入社会的能力，并成为推广特奥的代表。但是，很多人因害怕‘贴标签’而错失了获取支持资源的机会”。因此，引导他们在转变态度、接受支持的同时，继续发挥其社会价值，是当前特殊奥林匹克工作的关键课题。

“智力障碍群体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来进行体育活动。”目前，特奥组织正携手地方体育部门和家长团体合作，整合资源和服务理念。他们在学校与社区之间架起桥梁，填补了空白区域。这个过程中，退役运动员等专业人士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专业人员既能继续发挥价值，又能为基层提供运动指导。这有助于共同构建可持续的支持体系。”

使用热情与理性的力量进行沟通

在特殊儿童体育教育领域，专业融合和认知转变成为主要关注点。杨扬建议，在这个领域中，应让更多的体育场馆和俱乐部对特殊儿童开放，并鼓励更多退役运动员调整思维、参与到特教工作之中以实现自我价值。“这首先需要开放大门，用包容的心态接纳他们”。

马琦表示，运动员加入我们时需要摒弃竞技体育思维。“曾有专业教练参与带队”，但很快因为无法适应而离开。他解释说：“这些孩子运动能力较弱，学习基本动作的速度比健全的孩子慢很多。此外，他们喜欢通过肢体碰撞建立情感联系，并常用拍和打的方式吸引关注。”他认为，“如果无法接受特殊人群的特点，即便成为世界冠军也无法坚持”。

“仅凭热情远不能解决问题。”吴燕丹从事特殊教育研究已有20多年，也曾因为代入感太强而陷入焦虑。后来，在前辈的点拨下，她学会了在‘理性研究’与‘情感投入’之间找到平衡，这才找到了自己在体育特教发展中的位置。“1000个残疾人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的短板，并保持理性的思考，才能持久。”

在前女足运动员刘力豪看来，面对特殊儿童时，运动员的执行力和决心比体育专业能力更重要。作为首届特殊儿童运动指导师培训班的学员之一，前摔跤运动员黄雅玲与刘力豪等运动员去年发起了“星动计划”，组织专业运动员志愿者为特教学校的孩子们研发适应性体育课程，“这些课程必须技术门槛低、易于普及，并且注重亲子属性”。刘力豪强调，不仅要通过体育提升孩子们的运动意识，还要影响家长的观点，“家长是陪伴特殊儿童时间最长的人。只有家长们认识到体育对孩子的重要性，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刘力豪参与研发的趣味足球课程，在马琦看来一度是“救命稻草”，然而有了教程后，家长们的认识成为了障碍：部分家长急于求成，两天训练后就希望看到比赛的效果；还有一些家长则完全缺席，将孩子交给他人便不再过问。有家长直言：“练体育能让我的孩子找到工作吗？”马琦通过视频记录每个孩子的进步，却发现不少家长从未关注这些细节，“这些孩子需要终生的陪伴，如果家长不改变认识，再多的训练也都是徒劳”。她无奈地表示，不少家庭因此而退出了培训。

因此，看到越来越多退役运动员关心特殊儿童，马琦深受感动。她说：“做这份工作必须放下身段，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她坚信，通过体育的帮助，特殊儿童可以做出积极改变，推动家庭与社会走向良性循环。“毕竟，人生中的冠军永远不会退休。体育特教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每个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冠军。”

本报于 7 月 28 日发自北京。

本报记者梁璇，实习生张智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7月29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