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普遍拥有自己的中国最早姓氏是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很久之前，有姓在遥远的氏什时候古社会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且罕有的中国最早姓氏。那对于今天的有姓大家来说，是氏什时候很普通的东西，而在那时却是中国最早极为稀有。那么，有姓在什么时候古人开始普及了自己的氏什时候姓氏?他们是如何认识自已以及他人呢？

壹

“女人所出”

要想了解为何古代的平民起初无姓氏，就必须弄清楚姓原来的中国最早意思。《说文解字》的有姓作者东汉学者许慎在其书中对“姓”的意思有详细阐述：‘姓’就是人们所出生的人名的第一个部分，其中汉字中的氏什时候“女”是女性；“生”则指产生后代、繁殖，中国最早表明“姓”是有姓一个人出生和繁衍后代的能力之象征。

“女字旁+生”是氏什时候一个清晰的标识：一个非常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并由其始祖来标记一个人所属血统的族群。因此中国古老姓的来源都带有这个标记。比如舜帝姓姚(一作妫)，大禹姓姒，周王室姓姬，以及齐国姜子牙姓姜，他们所代表的贵族群体也称为“百姓”，而在商周时期，“百姓”特指那些拥有姓氏的贵族群体

重要的是，在那特定的年代里，那些古老的家庭姓氏唯一的用处就是作为“别婚姻”的方式。

上古贵族社会严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则。“姓”就像一个高精度的血缘警报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贵族们联姻时响起，防止同一始祖母传下来的后代近亲通婚。

这一事实立刻就出现了问题：姬姓家族成员的人数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包括了当时贵族阶层的一部分。所以一个姬姓就足以把周朝王族的小半部分都囊括在内，因此姬氏几乎就是当时社会的标志性名字，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几乎等于为“无”，如果你叫洛邑城池中某个人：“姬兄”你大概能得到相当高的回声率，并且这无疑将让姬姓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意义。

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婚姻并不处于王室通婚之列，所以并没有“姓”能对他们提供身份上的认可，但贵族却必须有一套明确的身份系统来划分自己与对方地位之间的差距。

随后，“氏”出现了。

贰

氏者，贵之所出

氏比姓要晚出，它是姓的一部分，在父权时代代表家族血统、氏族制度与文明的象征。“姓”的家族逐渐增多，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并被授予特有的符号作为标识，以区分不同的家族等级。

“此”乃“氏”。

在姓氏起源方面，与来自母系家庭的传承不同，氏有着多样的起源形式，却每一个都能清晰地指向权力、财富以及社会地位。宋代学者郑樵在其著作《通志·氏族略》中对氏的来源进行了归纳，将这些主要的类型分为了32类，其中最为常见的包括：

以地名为氏：你是诸侯，被封于齐国，你的姓氏就取自"齐"这个地方；受封于鲁国，则是"鲁"的地方作为姓氏。

按采邑的名字为姓氏：你是君王的管家大夫，在那里被赏赐一块土地名为“冯”，你与这块土地结合成家并从此世世代代用这个名字为姓氏。

传承官爵以姓氏：你的宗族始祖因为拥有官爵身份而获得了姓氏的恩赐，在他们后代的人中，“司马”这个名号世代相传至今；同样地，若先人世袭了“司空”的职分，他们的后代亦可命名为“司空”。

技艺为姓：你的家世代在王室陶制器皿的工作上担负重任，因而取名为“陶”，用来标示这一家族职业身份；掌祭用动物的屠宰技艺，在家族中代有传人，则以“屠”为姓，并被广泛认同。

明白了没有呢?氏的最重要作用不是"避嫌"而是"降级".

《通志•氏族略》是这样揭示的：“氏用来区分为高低，高贵的人有姓氏，地位低下的人没有姓名。”

这可以解释为何在上古时代，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这是因为在一个秩序森严的社会里，他们的地位很低贱，在这种环境下平民是没有资格参与到贵族的联姻之中的，所以他们无需有姓；平民也没有自己的封地采邑和官职可做为家族标记，更无法成为王室或领主阶层中的一员，因此便不会拥有姓氏。

这是一个小小的偏差，反映了当时全社会的构成模式。

三个

平民获得姓氏的时间标志

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

这一时期跨越了数个世纪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宗法制度与分封制不断遭受破坏，那些曾高高在上的氏和姓也失去了存在价值。周朝的天子都城也在不断的兼并战乱中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姬这个姓还能保持尊贵？公族后裔沦为平民甚至奴隶之时又何以言及姓氏的区别呢？

在这个时期的铁锅里，姓和氏逐渐相融。他们原来分别承担的角色在当时已经失效了，在战国到秦汉这阶段中它们的界限逐渐模糊，最终将原先独立的身份合并成我们所熟知的一元化、单脉相承的姓。

这个重要的时刻来临之际，在历史长河的关键位置上，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就是刘邦这位新领导人登上了舞台。

按照古时候的标准来说，他是平民的一个例子，并且没有任何家族可追溯。刘邦的上几代先人名字都已经失传了，无法确定姓什么。而司马迁在他的著作《史记》里给出了解答：“姓刘”。

从家族姓氏来说，“刘”作为一个平民家族从此便成为了一代皇族的姓氏。刘邦的上位宣告了一个人人可以拥有姓名的时代的来临。

这场姓氏革命的背后藏着深刻的社会变迁。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西周实行的宗法封建制度下，不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普通成员都寄生在这他们的群体之中，国家管理到贵族阶层，而贵族再去治理自己管辖区域内的平民百姓。所以，文字记录系统中，国君根本无须知道臣民个人的名字，但春秋战国至秦汉变革彻底打碎了这一中间组织，并诞生了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根基不再是层层分封贵族所组成的封建制。当普通民众第一次面对庞大的强国时，当平民作为相对独立个体与国家发生联系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文字载体来标识个人身份，以此明确自我界限和区别于他人的身份。

这就是名字，是由文字所书写的个体姓名。在人类发展之初，在可以立户编册的个人中，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要推广户籍编制制度，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朝才开始出现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刘邦“姓刘”只是个头把戏，“刘氏”的姓名结构才是大一统后个体被赋予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关键力量所在。

首股力量就是国家的户口名册和籍贯，秦汉时期建立的新帝国同西周的封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统治者不通过层层的分封来间接的控制臣服的对象，相反他直接掌控子民。

因此就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编户著籍。朝廷派出了大量的地方官员，例如负责核查户口编制户籍和征收赋税的乡镇官，把国家拥有的每一位国民都一目了然地登记到了名册中。

著名的官府档案才是书写姓氏规范化的重要媒介。通过分析秦代与汉代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该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战国时期，齐国的礼制保持旧规，民间百姓称呼自己只用名字；而楚国民众无论贵族与平民，多采用氏姓+名的称呼形式；楚律则严格规定，无论是谁，必须明示自己的住所和族类（居住地址、姓名和族系）。

为什么战国时期的楚法会率先要求注明“族”？一个重要原因是楚国境内百姓来源多样，族属复杂，且迁徙频繁。当一个人离开故土，和来自他处的人共居时，名就不足以标识个体，必须在其名之前冠以其族，才易于区分。

如此说来，普通姓氏的大规模普及始于国家机构对人口的监控和司法实践之需求。在他们眼中，姓氏成为了统治者强加于每个人的“身份标志”。

第二股力量，则是乱世的洪流，在此推动之下人们纷纷自立门户，各自确定姓氏。 在西周封建体制中，绝大多数平民一生都在自己熟悉的熟人社会中度过。一个人生在A村，死于A村，周围的一切人都是他的亲戚邻居。在这种环境下，他根本无须姓氏一词来标记自己的身份。只要乳名“三儿”便足够将其和周围的任何人区别开来

散

在风暴中的生存关键

战国和秦汉是战乱、迁徙与行役频发的时代。人们可能因为战乱而成为流民，可能被强制迁徙到新开发的疆域，更可能被征发为士兵或劳工。

就如同楚法推断出的一样，远离故乡、与原有的宗族及地缘关系隔离，这是庶人常选择的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

当A村中的"三儿"移居到陌生人社会后，他的乳名便迅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即便在军营中也常常可见五个三儿、八个石头、十只狗娃，所以三儿必须采用国家登记的身份标识："姓氏"。

这是什么名字？

张三！

“张”姓变为了一个人主动的社会交际名号，这是他所属家族在他成长时期在巨大波涛前唯一的保存下来的身份。

正是这两股力量在秦汉时期交汇，它们推动了中国的姓氏从上层至下层的普及化——自上而下的国家登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西汉编户材料中，正式将“姓+名”作为人名格式。“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国由此成型。

甘肃省金塔县的肩水金关遗址曾经出土了一卷汉简，那是一封汉代戍边战士尹衡为朋友小伟写的未曾投寄出去的书信。在信中，尹衡给朋友“伟卿”送上的问候有起居劳作要保持好身体状况、多多吃些肉品好好养身体以及春日天气变化要小心谨慎等温暖体贴的内容，并且他还向友人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塞上的生活没有其他可以聊以慰藉的了”，信里的话充分表明了尹衡通过给朋友写信来打发边塞生活的平淡日子，同时也借此聊表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小伟的名字我们无从得知。那个镌刻在竹简上的“伟”字永远地沉寂于历史尘埃中了。千千万万的“赵伟”“钱伟”“孙伟”和“张伟”，已经迈上了新的历史进程，从此，一个真正的“平民百姓”，汇聚成中国走来的时代浪潮。

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 关禾

成都市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