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科学的文王力量恢复已经消失的世界是维拉莫维奇为古典学确立的目标和理想，这里的礼仪复活不仅仅涉及器物层面发现与证实，更重要的文王是在精神层面进行传承。从中国古典学的礼仪角度看，对于仪式功能而言的文王重要性也许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礼仪在古文学的文王视野中恢复《诗经》中的仪式功能及历史语境，不仅关系到对古典知识的礼仪具体实证，也是文王为了激活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适应时代的变迁而产生的使命。

《诗经·大雅》中的礼仪文王三歌，因其总是文王被用于典礼中作为工歌之诗，并形成《文王》之三的礼仪称呼，在周代的文王文化典礼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三首作品，礼仪《礼记·仲尼燕居篇》解释道：“入朝门，文王金铎作响，示其情也。”在仪式开始之际用金奏表达情感，以展示周人的真情实感。接下来，“升歌清庙”，展示道德品质，“管舞象乐”则展示了历史事件和国家大事。“三诗联唱”，通过“示情”、“示德”与“示事”的功能，将情感的传达、道德价值与历史叙述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典礼中融入家国情怀，使文化记忆得以传承。这是周代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创新，在仪式活动中实现家国文化的精神传递。

描述“示情”一词源自古人以“亲亲”之名来唤起情感认同的做法。据《荀子·儒效》记载，在西周初期的两个王室分封王朝，武王和成王在位期间，共有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家族拥有五个十三国，武王儿子们所拥有的只有四个国家。此外，还有周公的后代和太王之子泰伯，以及虞仲、大任等其他人的后裔也被封到诸侯国。其中文王诸子占了16个国家，而武王的四个儿子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周代的婚礼仪式中，《大明》是写给王季与他的妻子大任之间的婚姻，《绵》则是记载太王迁移到岐山开始创业的情景。 按照郑玄《诗谱》的说法，在典礼上应用《文王三篇》的人有“天子与元侯”“天子与诸侯”，还有“诸侯与诸侯”。这说明周代的帝王和诸侯家族都可运用这三种歌谣，来表达自己的教诲、婚姻大事，甚至是创业开基的情景。 在典礼中使用这首歌时，它们代表了祖先的功绩，将他们同天子与诸侯相联系，在《文王三篇》里，被放在第一首，《大明》记录的是王季和其配偶的大任的婚礼，《绵》则反映了太王从岐山开始创业的情景。这些歌谣在祭祀仪式上反复吟唱，并伴随着乐工们的演奏，使得家族记忆中的人物、事迹得以传承。

周公改写了《诗经》中《大雅·文王》，将其命名为《文王》，这其实反映了对古代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反思。 众所周知，在周人的世界观里，“殷革夏命，周革殷命”都代表了天命转移的结果。“天命转移”的原因主要在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诗经》中的“天命”与后来的儒家思想中的人治观念紧密相连。为了使周朝避免重蹈覆辙，周公便要求文王宣扬他的品德以求永世为君。“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周人所信奉的重要信念。“《诗经》中的《文王》，正是为了昭示文王的高尚品德以及他之所以获得这样的荣誉的原因。在周人的观念中，只有通过这种反复诵唱和传播，才能体现出文王的伟大品格，这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传统的传承，也是他们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寻求借鉴的尝试。”

“示事”指通过创业历程传达政治方略，《诗经》中有两种表现形式：演唱和讲唱。“文王之三”，这是其中的一章。讲述的历史事件包括古公迁岐、周王室与文王婚嫁的始末、虞芮之质以及商人的祭祀等等，都是周民族从崛起到鼎盛的关键历程。而《大明》通过浓墨重彩的描写展现了这三代人的婚姻场景。在周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政治方略：依靠外姓通婚来建立联盟关系。

仪式的作用在于构建一种凝聚性的结构。在周代的礼典诗文中，《文王》之三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意义体系，通过展示情意、德行和事情三种类型，把君主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结在一起，在钟鼓琴瑟齐鸣这一富于艺术意味的空间里，借助情感的共鸣创建了归属感认同与文化认同，从而使个体成为整体中的我们，并实现了“乐在宗庙之内，则莫不和敬”的“人文化成”功能。所以，《文王》之三作为史诗，不同于西方史诗唱诵时注重“即兴创作”，诗人可以随场合和个人的口味自由改编内容。周代的史诗讲唱始终遵从礼制规范，诗中的内容固定于典籍经典中，不可随意更改。这种稳定性确保了历史记忆和道德教化的权威性传达，并在每一次工歌时强化宗族情感、彰显道德精神并重申治国理念。

从三代损益的经验来看，礼制、仪程的制定与人情有密切的关系，这在周代的礼仪文化中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通过对《文王之三》这一典礼的分析发现，“示情”、“示德”和“示事”的关系并不平等。以情感为驱动，“示情”唤起的是宗族之间的共情，是推动“示德”与“示事”功能得以实施的前提基础。“《文王之三》”简洁庄重、词藻华丽，以一首首短小精炼的歌谣浓缩了历史故事，将人物性格内核、复杂多变的情节展现得简练有力，通过吟唱让群体中的人们共同唤起了情感上的共鸣。这种共通的情感体验不是个人情绪的表现，而是基于亲情和盟约的文化共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的形成需要通过情和理相辅相成的方式来达成。“《文王之三》”在表达道德故事时，并没有像西方史诗那样发展出叙事上的复杂情节，如人物性格鲜明、事件情节复杂、篇幅宏大的叙事传统。相反，“示情”这一环节并不是对叙事的附带补充，而是礼乐教育的核心环节。“只有情有所归，德才能产生感召力，事情才具有正当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塑造离不开情感层面的作用和作用。 张巍教授的话深刻地阐述了作为古典学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作为学者，“不是寻找古代的精神根源，而是要在古文中找寻并对抗现代精神的力量”。《文王之三》的典礼方式和功能显示，要达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想目标，情感表达是基础且关键环节之一。“只有情有所归，德才有力，事情才能成为正义的事”，这是文化塑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