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早期文学诞生之初，先秦学格就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诸早艺术形态，尤其是期文在每个文学文体领域都有着突出的成就，在多种文类上都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局形经典样式和模式。

中国的先秦学格文学传统是从口述相传发展到书写文字的过程，再到无意识的诸早编辑和有意识地解读表达，从集体写作转为个体创作，期文其发展路径是局形多向、渐进的先秦学格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诸早起着承上启下关键性作用的期文一股力量就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先秦时期的局形诸子百家在建构文学文人主体、确立文学思想和促进文学艺术创新等维度都发挥重要作用。先秦学格因此，诸早在中国早期的期文文学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成功转型的作用，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架构。

一

诸子踏上文坛之前，中国文学的初始形态乃是六经。古籍在古代经历了从文献著作转化为文学载体，再演进为哲学思想表达的过程，而六经中《诗》与《乐》，以及作为哲理思想依托的《易》、《书》和《春秋》均是集体编纂的结果，并非由某一个体作家创造的作品。中国文学初期的先锋人物便是先秦诸子，在其作品的推动下，新旧体文的文学观念逐渐形成与发展，进而进入早期历史时期与政治文献时期。

中国古典学将夏商周三代为最高成就，涵盖三代之历史发展、器物演变、制度更迭以及经典文献书写等。中国早期文学的经典阶段有两条彼此交织却又独立的脉络。第一条以六经为中心，内容由不同时代创作者撰写，而第二条就是先秦诸子兴起之时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张扬和个体意识觉醒。这一觉醒过程奠定了中国早期文学从集体写作到个体发现，从潜心内省到自觉实践的历史变迁格局。

在从经学向诸子文的变化过程中，孔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先秦儒家文化的奠基者，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论语》记录了他的言行，其中的弟子中不少人精通“文采”，如七十二贤中的子游、子夏。可以这么说，孔子是开创了诸子文学先河的人物。诸子们一边引用经典材料，并受到六经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发挥超常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

二

专业文人的形成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文学思想观念日趋成熟则标志着文学走向自觉并在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早期的诸子们作为文学家他们引经据典纵横辞令著书立说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学思想与审美特色进而推动了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入发展

他们以其作为百家争鸣中思想家与哲学家的身份而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发表对政治观、社会观与文化观的各种言论，并不遗余力地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时阐发了他们的文学观。孔子则在评价《关雎》时，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句名言作为例证，来阐释了他心中的中庸哲学思想。这不仅为儒家中和之美、优美以及和谐美等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引发了关于美的观点及美学范畴的延伸与扩展，并最终导致了诸如：“以文胜质则史，以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思想和理论被形成。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于主张以自然为基础，反对人为附加的一切繁复赘饰。“五光十色令眼花缭乱；五音不纯令耳不聪；五味过重令人嘴生疮；游遍各地和驰骋疆场会使人发狂癫。难得的财货往往让人贪心妄作。所以圣人把心思放在肚子上，不计较眼睛看什么。”(老子语) 在文学观上，则体现出了“言贵于诚”的美学原则，“说真话胜过用美词”以及“得意之时忘却言辞”的审美主张等特性。道家崇尚自然朴实无华、恬淡闲适的生活境界。

而墨家在崇尚质朴、节俭、实效的生活哲学下，反对那些遮掩本质华丽辞藻的现象；但墨家并不赞同道家“言不尽意”的说法，相反则认为语言有其工具性，且能有效地传达意义；同时也强调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思想。

相较于墨家实用主义文学观而言，法家的文学观可以说是相当极端功利性的了。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物质利益与精神财富，文学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自然应以满足这些为目标，因此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尚质反文”，反对华丽辞藻、虚饰和过分注重文采的风格倾向，并对儒家崇尚的礼乐之风及道家提倡的顺应自然而生的方式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这种观点具有一切都为金钱与利益服务，文学也必须以达到经济目的为主要考量标准的鲜明功利主义立场，对于现代人具有明显的批判意义。

先秦诸子所秉持的文学思想及文学理论，尽管被隐含地分散于他们的哲学体系当中，但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的初期，在尚无独立文种的时代里，他们已经从事过创作实践，并对这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形成了各自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思想系统。它们不仅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早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理论基石，而且塑造了一幅丰富的艺术图谱。

三

在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先秦诸子以思想家身份完成了"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后，他们又在理论上为后来者奠定了中国文学论的基石，此外，他们更是在不自觉中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实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

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门类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而早在六经中文学体裁已经鲜明并丰富起来，《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和“命”等六种不同的文体形式，《礼记·祭统》中还提到了铭文即刻在鼎上的铭文作为自传的方式，记录先人的丰功伟绩；还有《易》、《诗经》的经传，诸子文学以论说为主形成更新颖的文体样式如《庄子》的三言体，《韩非子》的多种文体如歌谣体和难体等。

此外，《文史通义》在论述战国时代文章的总体风貌时提到诸子文章的时候说道

关于诗篇，《诗经》流派繁多，盛于战国时代的人文风气下。这里指的“长于讽喻”，对于诗人来说是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若无《诗经》，那么在其他文学中亦难言道。而到了战国时期，文学创作开始重视比兴这一手段。

《诗经》中所体现的那种立象尽意的表现手法一直延续至六经之中，并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体系。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这样说道：“《诗经》比兴的形象，遍及天地间。”不仅如此，《书经》中的政治理想，《春秋经》的政治变革，《礼经》的礼仪准则，《乐经》的律令规范都形象地展现了这种立象尽意的精神。这些丰富的文学创作，以其生动且深刻的表现手法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社会以及政治和人生等不同领域的见解和观点。在这一过程中，诸子百家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文学意象世界。

早期诸子文学中意象选取具有的特点有二：一是取材的广泛性，多选取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单一自然物象；二是具有即时即兴式的特性。例如《老子》以“上善若水”为代表，在这幅图腾中，水象征着柔弱与坚韧相统一，无孔不入也无所不能的属性与道家推崇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相互映射，水性善而无刚的特点和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因此成为了一种文化意象的源泉。

后来诸子文学意象变丰富为故事象征形式，比如庄子的“寓言十九”，诸如鹏程万里、庖丁解牛、望洋兴叹、朝三暮四、邯郸学步，不计其数。韩非子的《内储》《外储》《说林》等更是被看作故事集

甚至历史亦在诸子文学的意象中有所体现，《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大约有二百六十余则属于历史题材，其中许多故事均取材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籍。虽然这些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事件，但它们被赋予了更加生动有趣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个性以及文学价值高于现实的历史，使得历史的叙述不再仅仅是一种事实陈述，而多了一种充满情感和寓意的表现形式。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内储说上》)

先秦诸子不仅在文化思想上继承了“六经”，在文学表现上也通过“深于比兴”形成了以象道志的独特艺术风貌，并一脉相传地延伸和影响至后世之文。诸子文学不仅构建了早期文学的创作范式，还拓展了文学思想内涵与文学表现艺术，奠定了中国早期经学文学与诸子文学双峰并峙的局面。